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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當其所爲的君子之義。實際上,“義者,宜也”有正反兩方面的意思。“當其所爲”是正面義;“不當其所爲”是反面義。通俗的說,“義”是指正面的“應當做什麽”和反面的“不應當做什麽”。所以說,當其所爲之“義”是君子所由,不當其所爲之“義”亦是君子所由。

君子做美好的事、合乎理的事而不做汙穢的事、不合乎理的事。誠如荀子所說:“君子爲修而不爲汙”(《荀子-不苟》)。講求中庸之道的君子,一個非常重要的品行就是他們能夠安心處于他們“該”在的位置並做他們自己應該做的事,所以他們不羨慕本分以外的東西。換句話說,君子只是做應該做的事,而不去做不應該做的事。“君子思不出其位”(《論語-憲問》),“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中庸》),此之謂也。儒家所提倡的“修身”正是包含了“義”的這正反兩方面的內容。《中庸》強調“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實際上是要求君子修身要以“道”爲其原則。“修身以道”,此之謂也。行道與不違道是修身的兩條路徑。行道是義,不違道亦是義。行道是當其所爲;不違道是不當其所爲。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以及《荀子》這些儒家經典非常詳細地指出了“不當其所爲”的君子之義的內容。

其一,君子不應當做不仁的事。以仁存心,以仁修身是儒家一以貫之的原則。同理,君子之所爲君子乃是建立在有仁愛之心,有仁愛之行,如果離去了這一核心價值觀,就不可能成其爲君子矣。這也就是爲什麽孔子那麽強調君子不應該去掉仁的原因所在。孔子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論語-裏仁》)君子之名與仁愛緊密不可分離,成全人之美,幫助人之需,給予人之求就是仁愛,照此去做就是義。“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韓愈語),此之謂也。如果違背此道,那就是成全人之惡,如此就不是君子應該做的事了。所以,孔子才指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論語-顔淵》)。
作为一个君子你就不应该将连自己都做不到的和连自己都厌恶的事情推及和强加给别人,这就是儒家特别强调的“忠恕之道”。将美好的事情推及给别人,这是应该做的;将不美好的事情强加给别人,这是不应该做。你只有正面做到了你的应该以及反面做到了你的不应该,这算实行了仁爱之道呢!《大学》和《中庸》都重点论述了这一问题。《大学》是通过对所谓“絜矩之道”的解释来申明儒家的恕道情怀的。《大学》说:“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絜是量度,矩是画方形的工具,所以所谓“絜矩之道”就是法度的意思,它构成儒家道德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和规范。自己若厌恶在上者不尊重我,那就不应当对我的下属不尊重;自己不希望下属对自己不忠诚,那就不应当背叛自己的上司。同理,当我们在社会中应对各种前后、左右等等的关系时,只要是你自己不愿意接受的某种方式和行为,那么你就不要用同样的方式和行为对待你相应的一方。这就叫着推己度人,即以同理心替人设想,从而使人我之间各得其宜,以达到人与人之间协调平衡的絜矩之道。这一为君子所循的道德原则在孔子那里被视为“可以终身行之”的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而在《中庸》里被视为君子之德的且是违道不远的忠恕之道:“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这一忠恕之道是要求人们,如果自己不愿意而厌恶的事情,不要将此强加到别人头上。另外,你要求别人做到的事情,你自己首先要做到。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求别人对你做你自己都没做到的事情,这就不应该了。由此可见,忠恕之道的本旨就是要求人们不要做不应该的事情。也就是说,“不当其所为”的事情,作为有道德的君子你就不要去做。

其二,君子不應當做謀利而不謀道的事。丟棄道義而一味謀取衣食,因爲貧窮而懈怠道義,不顧道義而被錢財收買,這是儒家一向所要否定的,也是君子“不當其所爲”的事情。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荀子說:“士君子不爲貧窮怠乎道”(《荀子-修身》),孟子說:“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孟子-公孫醜下》)理解儒家的這一君子之道,還是應該從道義與富貴財貨的關系上來加以把握。也就是說,君子所不應該做的只是違道背義的單純追求物利的行爲。孔子的“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論語-述而》),正是這一精神的最好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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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現代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