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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義”是君子所行所宜。所謂“由義”就是順隨、遵從“義”而行事的意思。于是“行”就成爲“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內涵之一。《論語》說:“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論語-微子》),孟子說:“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由仁義行”(《孟子-離婁下》),荀子說:“君子養心莫善于誠,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行……誠心行義則理”(《荀子-不苟》),又說:“義,理也,故行”(《荀子-大略》)。行走就要有路,所以,孟子將“義”解釋和形容爲“路”。“義,人路也”(《孟子-告子上》),“義,人之正路也”(《孟子-離婁上》),由上可知,義是人行之路,更爲重要的是,行義乃是君子的行爲處事者也。那麽如何“行”呢?這正是“義”以及君子“由義”所要解決的另一個問題。“義”的本質意蘊一定是《中庸》給出的那個定義。《中庸》說:“義者,宜也”(《中庸》第20章)。《釋名-釋言語》說:“義,宜也”。並認爲“義”與“宜”古義相通,即“裁制事物使合宜也”。可見,這是對《中庸》“義者,宜也”的詳解。所謂“宜”突出的是“合宜之應當性”與“合宜之適當性”之兩層意思,我謂之“兩當性”

所以,義又獲得了“宜”的內涵。

由上知,義之涵義就在“行”與“宜”上得到了反映。而將此二義結合起來給予定義和把握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有兩個,一個是唐代的韓愈,一個是宋代的朱熹。韓愈說:“行而宜之之謂義”(《原道》),朱熹說:“義者,行事之宜”(《四書集注》)。

2.行而當者的君子之義。在儒家思想體系中,“親親爲大”和“尊賢爲大”被首先認爲是“仁”和“義”合宜的行爲,同時也被認爲是君子必須首先應當修身的內容。《中庸》說:“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中庸》第20章),這是告訴人們,仁就是做人的道理,而親愛自己的血親家人乃是做人的頭等大事;義就是做事要合宜得當,而尊敬賢能的人乃是做事的頭等大事。所以,作爲有德有才的君子不可以不修養自身的品德;想要修養自身的品德,就不可以不盡心地善事父母雙親;想要盡心地善事父母雙親,就不能不了解人理人情;想要了解人理人情,就不能不知曉天道。要之,親親尊尊既是儒家的頭等大事,又是君子所行的頭等大事。行而當者的君子之義其次欲處理和解決的是“義利”問題。儒家從來不認爲君子不要利,而是強調如何正確處理義與利的關系問題。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論語-裏仁》)。雖然孔子在這裏是以“仁”德來要求君子的,但按儒家思想的邏輯,能行仁者且合宜者就是義。“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韓愈語),此之謂也。所以,孔子這裏所論亦可看作是他對君子處理義利關系的最好論述。簡單地說,君子是人,所以“欲富貴而惡貧賤”乃是君子與所有人天生之人性的表現,所以也是自然和合理的需求。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在自然合理的要求之下,還有個合乎道義的問題,而此正是君子始終需要思量和最終選擇的底線。“思義”而行事已然成爲君子的本質規定性和不變的思維方式。這就是爲什麽孔子反複強調這一點的原因所在。孔子說:“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裏仁》),也就是說,君子對于天下之事,沒有必定要這樣做,也沒有必定不這樣做,所做唯求合乎義。又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論語-述而》),還說:“君子有九思……見得思義”(《論語-季氏》),即君子當見有得的時候應該考慮是否合乎道義。

“義之與比”“見得思義”這是君子在面對“利”的時候必須遵循的原則。君子之所以爲君子,那是始終要以“義”爲其本質,爲其根本,爲其所尚。“君子義以爲質”(《論語-衛靈公》),“君子義以爲上”(《論語-陽貨》),此之謂也。君子在“利”、在“得”、在“名”面前,思考的、懂得的、明白的、看重的、奉行的一定是義,反之,小人思考的、懂得的、明白的、看重的、奉行的一定是利。孔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說出了那句名言:“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裏仁》)。于是,尊道義而輕功利形成了儒家思想的價值取向,同時亦成爲行而當者的君子之義的本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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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現代快報